文藝複興時期歐洲修女教士姘居淫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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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複興時期歐洲修女教士姘居淫亂

文章dan » 2012年 9月 14日 , 11:07

文藝複興時期歐洲修女教士姘居淫亂


2012-07-23 08:05:12轉發

【多維歷史】種種惡習,甚至加在一起,都趕不上羅馬教會主要在文藝複興時代表現出來的縱欲。文藝複興時代的色欲橫流,在修道院的歷史條件中正好找到了極有利於縱欲的土壤。談到這個問題,我們處處感受到上面說到過的不便——在這個問題上,最難的是掌握分寸,適可而止。但是我們也不能泛泛地一筆帶過,僧侶的縱欲,開始其實是完全健康而正常的對獨身制的抗議。我們已經談過禁婚絕色的歷史起源。它的結果對我們同樣重要。這個結果很久以前便相當清楚了:隨著時間的推移,獨身制在教會的手里變成了最重要的統治手段。它之所以成為最重要的統治手段,當然是由於它的經濟意義。教會積累起來的財富靠了獨身制得以集中而不致分散,得以代代相傳而不致消失。


既然天主教這樣的宗教團體共奉一個大權獨攬的首腦,那麽,各修道院領地凡有所擴大,都表示著整個教會勢力範圍的擴大。僧侶的獨身,是把僧侶同地方的、局部的利益分開的惟一手段,能讓僧侶成為下級服從上級的馴服工具,乖乖聽命於教皇。放棄絕色制度,對於教會來說,不啻是放棄統治的可能性。隨著修道院日益成為教會重要的統治工具,特別是隨著獨身制在積累大量財富方面的好處日益明顯,最初是為了本團體的利益而自願作出的、自由遵守的決定,如今變成了所有僧團都必須嚴格遵守的法律。在11世紀,格列高列七世頒布了禁婚敕令,宣布神父一概不得結婚。一度悉聽自便的節欲逐漸變成了必須執行的法律,絕色的誓願被宣布是最高的德行。

然而,血氣的力量要比人為的規定更強大。只有部分神職人員能駕禦血氣,控制血氣。所以,最嚴格的救令和懲罰都沒有什麽成效。最醜惡的反自然惡習開始蔓延,而比是明目張膽,而針對這惡習發布的敕令也同樣的直言不諱。巴黎舉行的教會會議決定要注意別讓“修士和神父搞雞奸”,“主教們應仔細檢查臥房,封死一切可疑的門及其他危險的地點”,別讓“修女們睡在一張床上”等等。因為引起這類惡習的原因並沒有消除,所以這些措施只是在個別情況下才奏效。正因為這樣,教會方面節節讓步。到最後,絕色已經不是徹底棄絕色欲,而只是像上面所說的,排斥那種會使教皇的財源減少、勢力範圍縮小的性關系形式。

不准僧侶結婚,同時卻允許他們有情婦。這一讓步之所以明智,在於教會的剝削策略能從這讓步中取得極大的好處。教皇獲得了油水巨大而源源不斷的新財源,因為大多數這一類的赦罪符都賣給了神職人員。教會的那些了不起的詭辯家立刻發明了適當的說法來緩和矛盾。14世紀,在神職人員是否有權結婚的問題上又爆發了一輪激烈的爭論。許多神職人員堅持恢複這個權利,而法國教會有影響的著名導師熱爾松用以下的理由來為神職人員的不絕色辯護:

“神職人員在滿足性欲的時候,是否違背了絕色的誓願?不,絕色的神職人員只是表示棄絕婚姻。所以,神職人員即使做出極不道德的行為,只要沒有結婚,就不能算違背絕色的誓願。”

熱爾松只是稍稍限制了神職人員的自由:

“盡量做得秘密些,別在節日里,別在神聖的地方,也別同未嫁的姑娘發生關係。”

熱爾松的說法自然有點自以為是。不過,不這樣又能怎麽樣呢?錢袋遇到了危險,得救救錢袋,那只好下點大本錢。到最後又發明了一個原因,據說神職人員養姘婦是為了教徒。還是這個熱爾松在另一處說:

“如果神父有姘婦,那對本教區的教徒當然是個很大的罪惡的誘惑,但如果他去侵犯女教徒的貞操,那對教徒是更大的罪惡的誘惑。”

不管怎麽說,這樣總算找到了雙方都滿意的辦法,禁婚這個問題的解決符合教會的精神,更重要的是符合教會的利益。神父如今可以大模大樣地養姘婦;主教以及教皇的金庫,財源滾滾而來;而神父結婚對教廷構成的威脅則被排除了。如今,罪人反倒是那些居然恪守絕色誓願的神父,他們叫主教們收不到後者十分熱衷的“養姘婦稅”。不過,西克斯特四世(1471—1484)解決了這尷尬局面。他簡化了手續,要求所有的神父一律交納這筆稅,不管他們有沒有姘婦。這個辦法不僅能生財,而且還有個優點,那就是沒有一個罪人能滑過去。

電影《幽禁修道院》

宗教狂往往滿足於這樣的要求:“如果做不到聖潔的生活,那至少別明目張膽幹見不得人的事。”這個要求由來已久,最早的抗議就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1020年在帕維亞會議上,本尼狄克八世指責神職人員主要就是因為他們不是偷偷地犯罪,而是明目張膽、彰明較著地為非作歹。達米亞尼主教也是在11世紀寫道:“如果神父偷偷地尋歡作樂,那還可以容忍,但是公開養個姘婦,還腆著個肚子,帶一群吵吵鬧鬧的孩子,那就不能不叫教會感到恥辱。”有時,教皇確實覺得自己過於寬大,問心有愧,以致聖心震怒,加重了處罰,提高了神父非法姘居的稅額,而且幅度很大。教皇大怒,有兩個好處:他對罪人處理較嚴了;教會的財富也有所增加。

神職人員中的姘居現象極為普遍。因為這事實是家喻戶曉的,所以我們只需引兩段文字。泰納寫道:

1563年巡視下奧地利五個世襲地區的修道院,幾乎在所有修道院里都發現了姘婦、妻子和孩子。例如在紹坦的本篤會修道院,九個僧侶共有七個姘婦、兩個妻子和九個他們的子女;哈斯坦的十八個本篤會修士有十二個姘婦、十二個妻子和十二個孩子;阿格拉的四十名修女有十九個孩子;等等。”

關於同一時期的巴伐利亞有這樣的報道:“上一次巡視巴伐利亞時,發現姘居十分普遍,神職人員中未必能找到三四個人沒有姘婦或秘密的妻子。”

因為教會的財源是靠剝削別人的勞動,所以非法姘居不僅僅是滿足自然的需要,表現了比大多數純契約性的婚姻都更高級的性關系形式,而且必定會在各處都蛻變為一貫的淫亂。這肯定發生得很早,因為據情理判斷應當如此。在12世紀初,科隆附近德茨的路佩特修道院長寫道:

“有些神父不願結婚,因為結婚違反教會的法律;然而卻不絕色,相反,他們更加下流,因為沒有任何夫婦關系約束他們,他們更容易見異思遷。”

幾百年內大致都是如此。約在1520年問世的紐倫堡著名長詩《真理的勝利》中說:

“如果一個男人有一個女人還不夠,那他就弄兩個,弄三個,看他的高興。哪一個不中他的意,便把她扔了再弄一個,多少都隨他的便。”

歷史的條件決定了道德的放蕩。道德的放蕩失去了任何的節制和約束。它的表現多種多樣,常常是群體的通淫。成千上萬的修道院成為“無恥和種種惡習的大本營”。在修道院里,普里阿波斯和維納斯的香火最盛。修女和妓女往往是同義詞。有句諺語說:“她不是修女就是妓女”。另一句諺語說:“她下面是妓女,上面是修女。”還有說:“神父一叫,修女就開門。”按照民眾的說法(說得自有道理),世界上壓根兒沒有冰清玉潔的修女。“只有三個修女守身如玉:一個逃走了,另一個跳河淹死了,第三個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大家一致認為神職人員只幹壞事,一有機會就幹。諺語說:“得讓神職人員雙手捧住杯子,不然他的手會在桌子底下亂摸。”

許多修道院是生意興隆的妓院。這方面有不少諺語和俗話:“奧古斯丁會的修女到夜晚都希望枕頭上有兩個頭”,“許多修道院裡,床底下總是有兩雙鞋”,“神職人員兄弟早晨看見神父床底下有雙女鞋,神父說:哪個花園里都有雜草。”’機要秘書布克哈特談到羅馬時說:“羅馬幾乎所有的修道院都成了藏垢納汙的地方。”這句話適用於羅馬,同樣也適用於整個天主教的修道院。

德國、西班牙、法國,當然還有意大利,不少修道院沒有一間房間是清凈之地,夜晚總有客人上門,或男客,或女賓。在許多地方,修道院是附近一帶貴族最喜歡的客店。威風凜凜的騎士在那里受到最熱情的款待,維納斯賜予他最酣暢的歡娛,其他任何地方在這方面都比不上修道院。客人在這里尋花問柳,醜態百出,比在妓院更加放浪,而且還不用付錢。要求於他們的只是力量,只是充沛的體力。許許多多的小說和詼諧故事里都有這方面的描寫。修道院常常是最好玩的娛樂場所,所以貴族常常成群結隊到這里來住幾天,跳舞,弄音樂,做遊戲,以及享受維納斯的其他禮物。我們從許多文字記載中得知,在這樣的貴族來訪期間,修女的表現可以同最老練的神職人員比個高低。這類娛樂百分之九十到最後會變成群體的通淫,任何戒律都置諸腦後,一切欲望都任意發泄。

把往昔理想化的人,企圖利用大眾的無知,妄說這類記載純屬誹謗。但一切否認和掩蓋都無濟於事,因為只要稍稍翻閱一下歷史文獻、紀事和報道,便會處處找到新的證據。作為一個例子,不妨看一下符騰堡伯爵艾貝哈特的一封信。這封信責備他的兒子同侍從在基爾海姆女修道院里胡作非為:

“前不久你到基爾海姆,深夜二時在修道院里跳舞。你還讓你的那一幫人深夜闖進修道院。這還不算,你又邀請了你的弟弟。你們在那里又是跳舞又是叫喊,即使是在妓院里,這樣做也是太過分了。”

烏爾姆附近的肖夫林根女修道院里也是這樣的風氣,也是這樣的一味胡來,結果老百姓起來造反,教會當局不得不出面幹預。卡斯特爾主教海姆布斯巡視期間,在修女的寢室搜出不少內容不堪人目的信件、私配的大門鑰匙、講究的俗家服裝,而且大多數修女都有身孕。

秦美倫紀事中有幾則類似的報道,也是關於符騰堡的一座修道院的。作者把這座修道院叫做“貴族妓院”。斯特拉斯堡的一座修道院情況大致相同。它發生過一次火災,從這次火災的報道中我們對它的情況略知一二。

女修道院顯然很早變成了“貴族妓院”,神職人員大概對俗家人士的橫刀奪愛不甚滿意。曾經有人獎勵修女同僧侶共破色戒,認為這樣的破戒罪孽較小。證據有孟狄卡(窮人)會會長亨利在1261年所作的聲明:

“一個修女受到肉欲和人類弱點的誘惑,違背了絕色的誓願,她如果是同神職人員破戒而不是委身於俗人,那罪孽較小,能得到較為寬大的處理。”

這個觀點成了12世紀拉丁文諷刺長詩《愛情會議》的題材。不管怎麽說,神職人員從來就不是傻瓜,他們在談情說愛上特別有才能。關於這一點,所有諷刺作家如阿雷蒂諾、拉伯雷等人以及詼諧故事作者都是這樣說的。另外還有許多俗話:“他強壯得像加爾默羅會修士”,或者“他好色像聖殿僧團兄弟”,或者說得更加難聽:“淫婦嗅衣服就能嗅出加爾默羅會修士”,或“女人老遠就能嗅出真正的卡普秦會修士”。

修道院里生活淫亂的後果,首先是“院墻里傳出的不是唱贊美詩的聲音,而是孩子的啼哭”。俗話反映了這類司空見慣的事情。“真奇怪,黑雞的種,怎麽出來了個白雞蛋!”一個修女看到她的孩子長得不像那個本篤會修士,不由得驚奇地說。另一個修女生了雙生子,悲嘆道:“真是禍不單行!”俗話表明這類現象很普遍。“女修道院沒有育嬰堂,就好比莊稼人沒有牛棚。”

淫亂的另一個後果較為悲慘。在修道院里,往往只把生孩子視為“罪孽”,尤其是生孩子有諸多的不便。所以女修道院盛行殺嬰和墮胎。

秦美倫紀事里說:

“那些常有修女生孩子的修道院怎麽辦呢?天主保佑它們,至少讓孩子活下來,別殺掉他們,為了天主的榮名把他們撫養成人。不過,有這樣的傳聞,說在這些修道院附近有池塘,禁止人們在那里用大漁網捕魚,從來也不放水,不然沒準會找到些什麽能叫修道院丟臉、名聲掃地的東西。”

另一位紀事作家尼瑪地方的狄德里希,關於不來梅、烏得勒支和閔斯特的修道院是這樣寫的:

“僧侶和妓女一起住在修道院里,把修道院變成了妓院,在那里胡作非為。修女把自己的孩子都殺掉。”

修女生孩子是最大的罪孽,所以盛行墮胎。臺納兄弟合著的關於神父獨身制的專題著作,搜集了大量資料,其中有些駭人聽聞的例子,證明“恰恰是在最荒淫的修道院里,懷孕的修女遭到最殘酷的虐待”。這倒好理解,歷來都是如此:越是淫蕩的婊子,把名聲看得越重。也有這樣的時候,教會變得仁慈一些,對懷孕的修女表示同情。比如,在阿維尼翁召開的會議上,禁止僧侶“把毒藥或其他烈性藥物給女人用於墮胎”。後來,“教會的荒淫無恥成了令人發指的膿瘡”,由此而提出了要求神父有結婚的權利。此時教會再也不反對僧侶和修女千方百計地消除他們淫亂生活的後果。因此,費沙特有充分的權利在他的《神聖羅馬帝國的蜂窩》中這樣說:

“我們從每日的經驗中得知,神聖羅馬帝國甘心讓它修道院里可愛的貞女們、修女們用藥和偏方把果實在成熟之前就消滅,或者用醜惡的辦法把她們剛剛生下來的嬰兒殺死。”

如果這是教會下層的風氣,那麽,教會上層的荒淫無恥有過之而無不及。許多教皇對於下層僧侶簡直是道德敗壞的楷模。人民一針見血,用生動的語言把某些教皇叫做“至騷的羅馬教皇”而不是“至聖的羅馬教皇”,把許多紅衣主教叫做“騷狗”。

對於這些外號,教廷史上有不少骯臟的事實可以做明白無誤的解釋。尼瑪的狄德里希說約翰二十三世“據說在當布倫紅衣主教的時候糟蹋過近二百個有夫之婦、寡婦和姑娘,還有許多修女”。

保羅三世在當教廷駐安科納使節的時候,曾經因為強奸了一位年輕貴婦而不得不逃跑。他為了當上紅衣主教,把自己的妹妹朱麗亞獻給了亞歷山大六世,自己則同二妹亂倫。蔔尼法八世把自己的兩個侄女納為外寵。亞歷山大六世任錫耶納紅衣主教時,主要的事跡是同別的主教及其他高級神職人員舉辦夜間舞會和晚會,邀請本城的貴婦淑媛參加,會上放蕩異常,而她們的“丈夫、父親和親戚則不得人內”。庇護三世的許多情婦替他生了十二個子女。

文藝複興時代最著名的幾位教皇由於蕩檢逾閑而得了梅毒,其中有亞歷山大六世、裘理二世和利奧十世。裘理二世的禦醫寫道:“真是說來難為情,他的身體沒有一處不是布滿了可怕的淫亂的跡象。”據禦前典禮官格拉西斯說,每逢星期五,他沒法讓人按慣例吻他的腳,因為他的腳患梅毒全部腐爛了。

宗教改革時期有一首諷刺詩,假托一個得梅毒爛掉了鼻子因而動手術的高級神職人員說話。這個臉上有梅毒特征的神職人員在詩里對自己的鼻子發表了一通聲淚俱下的演說,把鼻子叫做“紅衣主教,睿智的明鏡,永遠不會誤入異端;教會的真正的柱石,堪為眾人的楷模”,表示希望“它將來還會當上教皇”。

彼特拉克在他的一封著名的《公開信》(是寫給全世界的)中,對當代及後世作了正確的評說:“搶劫、暴力、通奸,是淫亂的教皇的家常便飯:丈夫們被流放,省得他們羅嗦;他們的妻子被強奸,一旦有了身孕便還給他們,生了孩子之後再奪過來以滿足基督在世代表的淫欲。”

除了這“自然的淫欲,還有反自然的淫欲,同樣也很猖獗”,教會如果不從這些穢行中撈些好處,那就算背離了至為神聖的傳統。荷蘭神學家韋塞爾曾長期在羅馬居留,是教皇的朋友。據他說,歷任教皇都容許反自然的淫亂,但要收取一定的費用。反自然的淫亂在高級神職人員中十分普遍,以致民間眾口喧騰。這風氣由來已久,11世紀時達米安主教便在他的《戈莫爾書》把它歸納出一整套。什麽都得有序,連醜行陋習也不例外。

教皇宮廷里時興的娛樂也很能說明問題。意大利最最美麗的高級妓女是教皇宮廷和紅衣主教府邸的常客,在那里露面的頻繁,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比不上的。她們在那里參加喜慶活動,始終是那里最為璀璨奪目的中心。文藝複興時代的一封信談到一位紅衣主教舉行的酒宴,說是酒宴上西班牙妓女比羅馬男人多。紅衣主教波喬的滑稽小說,尤其是紅衣主教比比耶納的《卡蘭德羅》之類的戲劇或馬基雅維里更大膽的《曼陀羅花》,都充分說明了這圈子里的風氣。

這種醜行陋習,最重要的一點倒不是教會高級人員有時竟成了駭人聽聞的道德敗壞的化身,而是這一類風氣極為典型。

其所以典型,是因為合乎邏輯。在下級僧侶中典型的醜行陋習,在教會的上層,在它的頂峰必定會成為某種獨一無二的巨大的火炬,其黑煙和毒氣熏炙了下風地帶。

教會作為等級森嚴的團體,由於其歷史條件,從來就不是一個封閉性的機構,在思想和政治上對整個基督教世界都有影響。正因為如此,它的道德腐敗的過程必然會毒害整個世界。僧侶的道德敗壞,就像我們在本章開始的時候所說的,必定對整個社會,對世俗社會的全部社會道德產生十分強烈的影響。宗教改革運動的一篇聲討教廷的檄文,確認了這個事實:

“……流風所及,德國不再祈禱,喪失了信教的虔誠。淫亂,亂倫,背誓,謀殺,偷盜,搶劫,放高利貸以及其他許多罪孽便是這風氣的後果。”

這影響的流播,不僅僅是民眾耳濡目染壞榜樣的結果。僧侶一貫濫用他們手中的權力,不僅用於在經濟上剝削大眾,而且還用於滿足私欲,滿足自己的感官享受。僧侶不僅看到修女的身體會色心大動;面對健壯的農家姑娘和姣好的城市小家碧玉,那高聳的胸脯自然也會叫他們欲火如熾。“噢,不僅僅是修女的身體叫人饞涎欲滴!”神父把手伸向農家姑娘時這樣驚嘆。僧侶在同平民百姓家的女人打交道時發情更多更快,因為他們執行的宗教職能使他們同俗家婦女接觸,比同修女更多更密切。再說,他們同俗家婦女談情說愛的危險較小,至少沒有那麽多的麻煩。農民或市民的妻子一旦懷了孕,那個下了種的僧侶可以不必善其後,因為可以推到丈夫的頭上。因此,他作為神父的活動給他渴求的享樂開辟了廣闊的天地。好色的僧倡能夠在幾十個甚至幾百個女人身上滿足自己的欲望。

教會的僕人演變成一味追求享樂的人之後,便會經常利用教會的權力、教會的統治手段來為他淫逸的生活服務。這些手段中主要的是聽懺悔。聽懺悔和懺悔室為勾引女人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聽懺悔的神父不僅有權,而且有責任提出最最隱秘的問題。通過這個辦法,聽懺悔成了教會最重要最有力的政治統治手段,而好色的神父可以同時既為教會又為自己撈便宜。幾百年來,幾十萬神父就是這樣幹的,而且至今還在這樣幹。許許多多僧侶猥褻的邪念傾註在勾引那些同他們接觸的純真女性上,興致勃勃地聆聽美貌的“女罪人”向他們傾訴最最隱秘的私情,或者把無邪的少女、盼望婚日到來的未婚妻或少婦弄得春情蕩漾。

但,懺悔室里不僅僅是意淫。千百萬婦女屈從於教會對心靈的統治,不僅在精神上,而且在肉體上也失去了貞潔。在那里,良知最容易麻木,懷疑最容易消釋:神父只要宣布他的犧牲品的罪孽不是罪孽而是美德,就可以達到目的。幾十萬愚昧的婦女真誠地相信,她們心甘情願地滿足懺悔師最最放態的欲望便算是侍奉天主。薄伽丘那篇關於隱士阿利貝克的大膽的小說,是對這一類風化狀況的經典的諷刺。許多教堂的懺悔室是人類有史以來為普里阿波斯和維納斯建造的祭壇中最最卑汙的。

關於這一點,可資佐證的是,連教會都無法容忍,決定幹預,頒布了一些法令。1322年在牛津會議上,禁止“在黑魅魅的地方聽女性懺悔”。三百年後,在1617年,坎伯雷大主教決定,“聽女性懺悔不得在法器保藏室,須在教堂內寬敞的地方,“如果黑暗,須點蠟燭”。教會希望通過這些措施,至少在教堂內,限制神父對婦女動輒采取過於露骨的“救贖和祝福”的手法。

不言而喻,這類法令收效甚微,因為懺悔師有權邀請做懺悔的人去他的住處,或者隨意到做懺悔的人的家里去。他的家訪,一貫被認為是被訪者的榮幸。在懺悔室里開頭的喜劇,往往在這里演到了底,順手到什麽程度,自然取決於情勢。有些懺悔室里演出的愛情話劇,比最熱鬧的妓院里更加放蕩,所以有些社區,不僅所有年已成年的少女都成了神父的玩物,連風韻猶存的婦女也無一幸免。在這些地方,母親懷里的嬰兒,往往是神父積極為女教徒祝福才出世的。謝肉節戲劇《論鄉間居民》中說:

“你這樣扯謊,真該天打五雷轟。我不過是不想叫你的朋友們看不起你,才沒有說出你的姊姊至少已經同神父生了三個孩子。”

柯騰巴赫在他的《1523年馬丁路德的辯護和責任》中,關於懺悔的結果這樣寫道:

“懺悔的第一個果實,是肚子里的果實,因為通過懺悔,有不少名叫私生子的孩子來到人間。他們的父母是懺悔師和做懺悔的女教徒。如果丈夫自無一用,那就得讓懺悔師來幫忙。有時,懺悔師要同時安慰三十個女子。男人呵!你們真傻,竟讓他們勾引你們的妻子、女兒和使女!”

上面提到過的臺納兄弟的作品中談道:

“帕多瓦有個隱居修道士,是奧古斯丁會的僧侶,名叫安昔米羅。他把向他做懺悔的女子幾乎個個都糟蹋了。後來他被控告,責令他把強奸的人一一說出來。他列舉了本城高門大族許多少女和婦人的名字,其中也有審問他的秘書的妻子。在布雷西亞,一個神父開導那些向他做懺悔的婦女,說,她們對她們丈夫盡的義務,也得向他交納什一稅。”

一旦言語和手勢都使不上勁,就用花招;而如果花招也失敗,那就使用暴力,成千上萬的女子在法衣聖器室,在神父的寓所,在自己的家里,甚至在懺悔室里橫遭強暴。凱撒斯堡的海勒對他的同道弟兄提出了控訴狀:

“你同妓女鬼混,你欺騙少女,蹂躪寡婦和有夫之婦,你糟蹋做懺悔的女子,且不說你破壞神聖婚姻的無恥,且不說為了你的無恥該把你活活燒死。”

每一個城市的歷史在這方面都有大量的材料,足可以寫一大本書,在作惡多端的行列里,既有社會的各個階級,也有教會的各級神職人員。橫陳在主教們柔軟的床榻上的,有自願或被迫奉獻的貴族或市民階級的麗人;而在隱居修道士狹小的房間里,硬板床上躺著老百姓家的女僕。老百姓有句諺語:“讓僧侶進家門,他就要進臥室;讓他進臥室,他就要上床。”這話像數學定理一樣的推翻不了,因為有上千個確鑿的事實做證據。

老百姓在同修道院打交道時也得到類似的經驗。“神父說:我愛我的羊群,但母羊比公羊更好。”僧侶確實是這樣想的,而且熱心地用實際行動來證明。“誰把老婆送到修道院里來,那他要什麽都能得到,還奉送他一個孩子。”修道院的女僕,她們的遭遇自然也常常如此。在男修道院中,市民和農民的妻子被僧侶勾引;而在女修道院里,她們則成為拉皮條的對象。

秦美倫紀事中說的不無根據:“聰明人不會讓他虔誠的妻女到女修道院里去,而讓她們待在家里,因為女修道院只能把她們教得很壞。”這位紀事作家強調“很壞”。

中世紀末及文藝複興時代,大多數修道院不是神聖的場所,不是在那里持齋、戒色、祈禱,而是在那里拚命享受生活的樂趣。在這些修道院里,連平常的日子都過得並不清苦,而在節日里更是有充分的理由慶祝一番。他們的慶祝方式是(農村里至今還是這樣)大吃大喝,彈彈唱唱,當然也少不了跳舞,跳舞得是男人同姑娘跳,那才有意思;光有男人跳的舞,那是開玩笑!——所以,從來不缺姑娘,而且,參加晚會的姑娘很少沒有被主人溫存一番的:僧侶在清靜的房間里以極其具相的方式向她們證明,“僧袍絕不表示戒色”。

凱撒斯堡的海勒根據他親身的經驗,對這一套十分清楚。下面這段話大概是他的經驗之談:

“如果在趕集的日子或者在別的時間,婦女去修道院同僧侶跳舞,然後又到他們的房間去單獨談話,那是明顯的恥辱,不能聽之任之。男修道院里不能有婦女,許多婦女進修道院時還是規規矩矩的良家婦女,離開時已經成了婊子。”

如果尋歡作樂僅止於此,還有可說。有的更惡劣。有時,偶然(偶然性是個好幫手)燈火熄滅,那就不必叫朋友或女朋友到單身房間或僻靜的角落去兩人合唱快樂的贊美詩。秦美倫紀事中提到,有一次,在女修道院里做客的幾個貴族用這樣的方法給沈淪在情欲中的修女“赦了罪”。

由於這類事實的存在,“修道院鐘樓的影子都能叫人生孩子”或“在修道院的陰影里寸草不生,只有女人會生”之類的俗話諺語,這些被老百姓當做福音書來相信的俗話諺語,是對現實的評說,無非稍稍誇張了一些。可也因此而突顯了事物的本質。

我們知道,人民曾經多次起事,企圖反抗卑鄙齷齪的僧侶,但大多沒有獲勝,至多只取得局部的成功。這並不是因為民憤不夠強烈,而是因為教會勾搭上了強大的統治階級;或者,例如在意大利,幾乎生活的全部經濟基礎都牢牢地掌握在教會手里。面對這樣的原因,連最最強烈的道德義憤都無能為力。如果道德義憤激發的人民起事居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那仍然是那些經濟原因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戰勝教會的統治是各國同樣迫切的生存利益。

德國更是這樣。

因此,德國早於其他國家,在16世紀,教會的實際道德已不再對社會道德發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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